在距昌黎县城北12里的五峰山下，有座韩文公祠，中共创始人之一，革命先烈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避居，在这里他写下《再论问题与主义》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五峰山也因此增添了光彩。

    在李大钊光辉的一生中，五峰山曾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李耆年，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出生前他年仅23岁的父亲李任荣便去世了，他还在襁褓之中，母亲也因父亲的去世悲伤过度而离开了人世。李大钊被过继他父亲的大祖父李如珍老人抚养成人。李如珍老人曾在东北经商，50岁后才归故里，在家乡购置了些田产，供养大钊读书，李大钊少年曾参加过县里的科考。戊戌变法后清廷废科举开办学堂，李大钊16岁时考上永平（今卢龙）中学堂，在中学时期，他已经萌发了“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他抱着“极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投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08年夏，李大钊和几位学友，在放假回家的途中特意在昌黎下了火车，第一次游五峰山。

    五峰山，位于昌黎县城北12里，有东、西两个五峰，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峰，系指西五峰，而西五峰是由碣石山耸起的“望海、挂月、锦绣、飞来、平斗”五个山峰组成。山势如孔雀开屏，人们将这景致称作“五峰屏开”。就在平斗峰南面半山腰里，建有一座韩文公祠，这座祠是明崇祯年间山海关督师兵部侍郎范志完所建，清康熙年间号称文松居士的昌黎县贡生张庄临曾在韩文公祠的碑文中写道：“邑北之山水最秀，而西五峰为尤最，仰则高峰峭矗，松卉森植，俯则深涧曲回，岗峦盘获，近则城郭松墟，烟苍树霭，远则天光海色，澄碧呈青。乃若朝云夕月，细雨凉颸，一日之变化皆佳，晴岚霜叶，雪岭风松，四时之物侯可喜哉！天设之奇观也。”

    李大钊第一次来此游历，正遇上雨天，本打算攀登久负盛名的昌黎碣石山顶峰，但顶峰被乌云笼罩，根本无法攀登。他们受人指点，来到五峰山下的韩文公祠，李大钊却被五峰山的奇景吸引住了，从此他与五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这次他们在山上逗留的时间很短，后来李大钊把这次游历写成了《游碣石山杂记》。这是一篇很美的游记，他写道：“曩者，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昨值溽暑，虽盛炎不以泥其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唯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木蓊郁接去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应声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记之。”

    李大钊第二次游五峰是在1913年的8月，早在这年的2月，李大钊曾在社会党首领陈翼龙的帮助下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并任干事。8月6日，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李大钊为躲避袁世凯政府的迫害，回到乐亭老家，9月，他再次结伴游五峰山，旧地重游，他回顾逝去的岁月，痛惜第二次革命反袁斗争的失败，瞻念祖国的前途，忧心如焚。恰值他走下五峰山，将要离开昌黎时，又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酿成的一起血腥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中秋节前一天，晚9点半左右，有两个喝得烂醉的日本兵，白吃昌黎火车站附近水果摊的水果。并强行拿走一篮子葡萄，卖水果的小贩前去阻拦，日本兵一下子将他搡在一边。小贩抓住日本兵不放，日本兵举手要打他，附近值班的中国警察杨秋桐深怕小贩吃亏，忙劝他松手。日本兵认为中国警察拉偏架，便给了杨一枪托子，杨急吹警哨，巡长李长忠等人赶来察看情况，日本兵自知理亏逃回了兵营。根据辛丑条约，昌黎驻有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备队。日本兵回营后不一会，日本警备队的官佐野哲太郎，率领全体士兵将昌黎火车站警察局包围，刘长忠前去解释，当场被刺刀戳穿胸膛，血淋淋地倒在地上。接着日本兵向警察局开枪，五位警察惨遭杀害，躺在了血泊之中。李大钊面对这一血腥事件悲愤万分，他偕同伴一同到停陵的城北地藏寺，向五位烈士致哀。此后，他以满含血泪之笔，写道：“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知如碣石。”他怀着“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怀着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离开了昌黎，告别了五峰山。先到北京办理了留学的手续，又返回天津与同窗好友话别，遂东渡日本，开始他的留学生涯。

    李大钊在日本首都东京，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免试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选择了大学部政治经济学本科。第二年（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 到东京，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大家推举李大钊执笔写《警告全国父老书》。他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民国之薪胆》。文章中特别记述了当年昌黎火车站那场流血惨案。为了反袁，李大钊应立宪派人物汤化龙等人之邀，赴上海与他们共商反袁大计，往返共用去半月的时间，早稻田大学便以他“长期缺席”为借口将他除名。1916年5月间李大钊回国抵上海，后又由上海抵北京，筹办《晨钟报》。在《晨钟报》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这与任社长的汤化龙在办报宗旨上发生了分歧，李大钊遂发表声明辞去《晨钟报》编辑主任的职务。不久，参加了章士钊所主持的《甲寅杂志》编辑工作。1917年初，他趁春游之机又来到五峰山，仍住在韩文公祠，与守祠人刘克顺重叙友谊。他在《旅游日记》中写道：由隐仙峰至五峰山下，车不能进，乃舍车攀石登寻樵径而上。至山腹约半时许，一路松风飒飒作响，与宛啭铿锵之山鸟相应和，恰如山中之自然的军乐，所以安慰游人攀登之疲倦，并助奋起进行之勇气也。至文公祠已汗流浃背，守祠人刘翁克顺已六九，不相见者三年于兹矣，渠尚能相识。彼于去岁续娶一老媪为之作伴，故久居空山亦不寂寞。翁媪为余用松枝烹茶，并煮粥一盂……余由东面登望海峰，以天不甚清明，但见东南一带，茫茫无际，水天莫辨也。二时许，下山，驱车返大德增栈”。就在这年的1月7日发生了“张勋复辟”，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李大钊，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决心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途径。也就是在这一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给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来希望。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与此同时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正是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加入，以《新青年》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在这个时期，李大钊一直关注着俄国革命的动向，对十月革命的实质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年七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在这年夏季李大钊到五峰山避暑，他将在山中的感受写成了新诗《山中即景》二首，他欣赏五峰山的流水、白云，写道：“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他借用了民歌的朴实，白描手法，试着表达一种意境，一种思绪，给人以美的感觉。这年冬天，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尔格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开始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919年的1月，李大钊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和《布尔扎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欢呼十月革命，欢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他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局的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认为“十月革命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人们从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神州大地爆发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各地涌现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刊物，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遭到敌人的极端仇视，也使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歧。首先在《新青年》杂志内部 ，崇尚欧美自由主义的胡适，这时公开出来挑战了。这年7月末李大钊正要从北京回故乡的时候，收到了《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面刊登着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文章中胡适主张只要谈点点滴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说什么“主义”只是一个抽象名词，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他引导人们抛开主义的研究，而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卖淫、大总统权限、女子解放、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认为“高谈外来进口的抽象的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便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李大钊深知胡适的为人，一眼看穿了这篇文章的实质是企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挠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对此，他不能漠然视之，决心写一封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谬论。

    李大钊回到家乡两、三天后，就偕长子李葆华到五峰山，一方面是避暑，更主要是撰文批驳胡适，于是他避居韩文公祠，写下了两篇论文《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是辩证关系，他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在社会运动中，“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在论文中李大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除了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外，他在五峰山还完成了早就酝酿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文章中他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意义，他写道“以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地位，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这两篇论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也确立了李大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而这两篇文章是在五峰山完成的，它给五峰山增添了光彩。这两篇文章，先后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和《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发表后立刻在中国的理论界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李大钊在五峰山生活了近一个月，这些日子里他过得虽很简朴，却兴致盎然，大自然的广阔胸襟，高山的烟雨，天空的飞云都给予他无限乐趣，他是思想深刻的学者，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仇恨黑暗的邪恶势力，同时他又是文学家和诗人，他在山中写成《五峰游记》、《岭上的羊》（诗）、《山峰》（诗）、《山中落雨》（诗）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李大钊最后一次到五峰山是1924年5月。由1919年到1924年间，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里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成为北方党的负责人，由于共产党的成立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他投身于革命洪潮之中，担负起北方党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外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并在上海与孙中山共谋“国共合作”的大计。1923年6月李大钊在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初，他由北京至上海乘船转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由广州回到北京，由他负责改组了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充实了新的力量。由于中共北方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在狱中叛变，出卖了李大钊，北洋军阀政府对李大钊进行通缉。他被迫化装作商人与李葆华到五峰山避难，在刘克顺夫妇的掩护下避居于韩文公祠，不久，他的战友于树德亲自到五峰山通知他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匆匆告别了刘克顺夫妇，这也是他与五峰山的最后别离。他由五峰山返京的第三天，便与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同志一起乘火车赴哈尔滨，由哈尔滨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到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就中国民族问题发表声明。会后李大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于当年的12月上旬归国。1925年11月李大钊等人组织并发动了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各校学生，各团体代表，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谍示威大会，段祺瑞政府开枪镇压，造成惨案，死47人，李大钊头部和双手也负了伤。当晚李大钊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决议坚持斗争到底，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的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逮捕。28日他昂首走上敌人的绞刑台，最后壮烈牺牲，走完 了尚不满38岁的生命里程，同时被杀害的革命同志共20人。

    李大钊虽然已牺牲70多年了，五峰山也又经历了70多年的沧桑岁月，但它却与李大钊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了一起。至今五峰山下李大钊先烈的雕像栩栩如生，他那雍容敦厚的形象，供人凭吊与瞻仰。